这似乎找不到普遍的说明，本文用适法性来作一努力。
例如，P可能认为其发表的演讲非常重要，或发表演讲可以扩大知名度，或获得丰厚的报酬，但其发表演讲的具体权利，是由表达自由的一般权利所指向的利益I所证成的。条件（2）揭示了权利与自主的关系。
在下一节中，笔者将进一步结合权利实践的结构阐明做错事之权利的性质。所以，若采取宽泛的解释，条件（2）也可被拉兹的权利命题所吸收。自主选择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与行动者之间确定了内在的联系，使得他可以确认自己在何种意义上是其生活的创造者，而这种确认又与个人对自己的价值感、对个人能力和计划的自我肯定、可以正当期待的社会承认关联在一起，构成了个人的自尊和尊严。但如此一来又会导致权利不能对选择提供独立于道德的保护。See Robert P. George, Making Men Mor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8–122.]〕也即，权利主体仅拥有反对他人干涉的主张权，但没有做错事的自由。
如果没有这一自由，说权利人有选择的空间是没有意义的。而这种社会与拉兹的权利命题是相容的。许多观察家曾经以为肯尼亚已经走出绝境，通过1990年代早期到21世纪初的一系列改革步伐，从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的残酷专制统治转变成了民主体制。
永续性还允许企业集中资本，成为开展长期投资的组织，其存续期限可以超过既有合伙人的生命。对组织的开放进入由于允许公民动员起来，在受到威胁时保护他们的利益，因而可以培育公民社会。首先看看主权债的发行问题。因此，自然国家经常有规律地在权利、特权乃至统治联盟方面进行重大调整，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对一些精英成员的财产和特权的剥夺，它们然后又被授予了其他人。
这类改革已经尝试过成百上千次，但无一成功。更多财富的产生是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伴随这一进程，组织的范围和专业化程度与交易变得更加丰富。
由此，新的制度安排就激励国王要尊重债权人，贷款的偿还变得更加可信了。然而由于自然国家限制进入、缺乏永续国家，以及无法在非人格化基础上向公民提供社会保障，这些制度的运行大相径庭。然而，要成为开放进入秩序，所有公民必须是平等的，换言之，国家必须不加区分地对待他们。代表转轨开始的三个启动条件，每一个都是实现法治所必需的。
这些改革通常并不像改革者所期望的那样使每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反而会导致大家的境况更糟。还是在不同形式的法律规则方面，等等。这些观念依赖于法律的确定性，它本身又依赖于国家的永续性。五、为什么发达（开放进入）国家支持法治的规则、权利和制度无法被移植到发展中（自然国家）国家 并不是因为自然国家的人们贪婪、恶毒或腐败才导致这些国家的特权和寻租体系。
所有国家都会面对各种问题和危机，它们如何作出反应？首先，由于开放进入秩序拥有更好的暴力控制手段，当危机发生时，爆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便小得多。实施这些项目意味着，开放进入秩序能够不加区分地向公民提供保障。
所有这些途径控制着潜在的激烈争斗，而且，那些使相关决策制度化的规则也减少了暴力的机会。在统治联盟中，所有关系都是人格化的。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旦那些所获租金、特权和权利与其权力不相称的成员威胁要用暴力来获得其认为的公平份额时，社会便面临着发生暴力的危险。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作为社会基本规则的法治被抛弃。不过，一旦达到启动条件那些自然国家就会进入转轨过程。永续性的缺乏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具有必需的可信承诺来激励政治人物尊重宪法规则，从而在这些国家维持大多数权利和制度变得困难重重。首先，我们分析一个永续国家，即先行者中的英国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中，是如何达到第二个启动条件的。尽管维持开放进入并不要求所有生活在开放社会边界内的人都是公民，但是，最大多数的人群必须是。
简而言之，如果国家不具有永续性，只有短期视野，那么，投资者也不会有长远视野并进行长期投资。久而久之，这个过程被标准化，变成了不再因人而异的一种合法权利。
由于争斗会减少他们的租金，联盟成员由此克制争斗以维持他们的租金。第二，法治的动态属性，它要求国家在未来也能够尊重法治的上述属性，即便经过了政府更迭之后。
不过，相比于自然国家，开放进入秩序的竞争机制相对运行得更好，提供了明显有效的手段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在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时，也表现出了更大的弹性。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另一种情形，有时我们称之为悲剧式的智慧（tragicbrilliance）（Diaz、Magaloni 和Weingast，2008），其中自然国家掌控着非常宝贵的地方公共产品，如供水。
的确，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土地继承方面的权利变得更加有保障了。即便自然国家采用了正确的民主宪政条款，如权力分立、对个人权利的明确表述，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永续国家，它们也无法长期维持这些条款。永续国家不存在，永续组织也就不可能存在。这些组织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可以创造的财富。
同样，允许任何人组建公司的统一公司法也是在1840年代才第一次出现（NWW，第6章）。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936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陷入内战，1973年智利发生剧烈政变，以及1988年选举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选举舞弊。
第四部分运用该分析框架，分析历史上法治的出现，展示法治与社会转轨的密切联系，以及西方世界实现由自然国家向开放进入社会转轨时，是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的。在开放进入的国家，财政利益会激励政府去限制自身的租金创造。
制度革命党在长期执政期间（1930~2000年），运用这种技巧来迫使选民支持它。平等、公民的联合，以及共享政策都降低了对破坏性再分配的需要，这种再分配可能破坏开放进入秩序。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自然国家无法通过采纳开放进入秩序社会所拥有的制度和治理，来建立法治。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既有的文献未能深入研究如何维系法治这一问题。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大约在1840年代，政治上通过合法反对党展开政党竞争的观念才开始出现（Hofstadter，1969。流动的资源和国际竞争则强化了这些效应。
掌权集团会通过支持政变来保护自己，但由于在位政府不太可能威慑到他们，所以限制强权集团利益诉求的宪政整体将更少发生政变。这些国家以人们相互之间的重复交往为基础，从而有助于大家建立人格化的认知与信任，并执行交易。
光荣革命以后，新的债券发行属于议会法律范围内的权限。该分析框架将暴力、制度、组织和信念等基本概念整合在一起。
同样，在英国，不同法院体系为收入展开竞争，迫使法院创新，导致了更有利于精英利益的规则。最近肯尼亚发生的事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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